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崔健:曾经我为你振臂呐喊,如今我情愿清醒旁观-艺术新青年


崔健:曾经我为你振臂呐喊,如今我情愿清醒旁观-艺术新青年

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:一日一度(yryd115)
“不是我不明白,
这世界变化快。”
崔健
1985年,为给非洲大饥荒赈灾,
流行乐天王迈克尔·杰克逊,
联袂摇滚歌星莱昂纳尔·里奇,
共同创作了歌曲《天下一家》。
在长达16小时的摇滚音乐会上,
45名歌星接力演绎了这首单曲,
全球共有15亿观众收听这首歌。
一年后,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受此影响,
创作了同为公益主题的《明天会更好》,
60位知名歌手联合录制了这首单曲,
仅港台两地销量探灵磊哥,便突破25万张。

受到同样的启发,1986年,北京首都体育馆,开办“世界和平年”百名歌星演唱会。
孙国庆、李玲玉、毛阿敏、韦唯、郑绪岚等名嗓悉数到场。内地乐坛百位歌手的这次集结,是为了演唱郭峰的单曲《让世界充满爱》。而在压轴登场的这首联唱之前,刘冠廷108位歌手中,将有20位独唱。
其中有一个二十出头没什么名气的小伙子,名字被列在演唱名单的倒数第三排。那天夜里,陆续进场的观众和领导们,怎么也想不到,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,将用一首歌震撼全场,拉开一个时代的序幕。他的名字,就叫做崔健。


崔健原名不叫崔健,叫崔建军,
父亲是去过朝鲜的侦察兵兼小号手,
母亲是朝鲜族舞蹈团的一名成员。
1961年8月2日,崔健呱呱坠地,
出生没几个月,就闹了场大病,
连续数天高烧,身体严重脱水。
被父亲送到空政总医院输血的时候,
全身上下连可以扎针的血管都找不到。
情急之下,护士只好一顿“暴打”,
趁着崔健哇哇大哭额头血管突出,
这才在他脑门上扎了一针。

父亲将崔健抱在怀中,琢磨着该给他取什么名字时,心想:“你要是早一天出生就好了,早一天就是8月1日建军节了!”作为一个老派的军人,他希望在儿子身上能继承军队优良的品质和坚毅的荣光,想来想去,他索性把儿子出生日期改了,直接改成了8月1号,然后给了他一个名字:崔建军。
但是,长大的崔建军觉得名字缺乏个性,于是给自己另起了一个名字:崔健。两个名字,发音一字之差,仿佛奇妙的隐喻,暗示着崔健日后会发出怎样的呐喊。

因为父母有频繁的排练、表演任务,
崔健很早就被送进了全托幼儿园。
在幼儿园里,他显得特别不一样,
比同龄的孩子有更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,
习惯性地去独立观察和思考。
4岁那年,
他跟父亲去东四人民商场,
看到一个老头在路上吃冰棍儿,
迅速挣脱了父亲的手,冲到老头面前:
“大爷,这么冷,你还吃冰棍儿?”
老头被吓了一跳,没理他,笑着走了。
崔健扭身又去找他爸,问:“冰棍儿不是夏天吃的吗?”

15岁那年,社会上有种老式录音机,
崔健特别想要一台,直接跑去找他妈:“我想买台录音机,你借我464块钱,
我保证以后还给你。”464块钱,
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,
当妈的看儿子这么认真,真就借了。
崔健喜滋滋地将录音机买回家,
第二天,便好奇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儿,
于是拿来刀子、改锥把录音机拆了。
拆是拆了,但装了一天也装不回去。
晚上父亲回来,崔健本想撒谎,
谎话还没说出口,脸就憋得通红。
崔健父亲曾说:“我儿子就那德行,
宁愿挨打,也不愿说一句谎话。”

崔健12岁那一年,
上山下乡的狂潮仍旧汹涌。
为了不让儿子跑去当农民,
崔健父亲想着让他学一样乐器,
这样便能名正言顺地进文艺团体。
那天,父亲给崔健一架手风琴,
“你把这个练好,以后会派上大用场。”
崔健懵懵懂懂地练习了几天,
最后把手风琴撂在父亲面前:“不喜欢。”
父亲又朝同事借了一支双簧管回来,
崔健坚持吹了两天,又给扔了。
父亲见状,气不打一处来。
就在这时,崔健却拿起他的小号,
费劲地吹了两声,说:“我喜欢这个。”

令崔健父亲深感诧异的是,身体瘦弱的儿子在小号上,居然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天赋童安格植发。
崔健抓起小号没几天,就能吹出流行歌曲《我爱我的台湾》,开始没日没夜地练习。这时,老师找上门来,拿出崔健的作文,对崔健父亲说:“别让他吹什么小号了,这孩子有文学天赋,你该让他看书写作。”
崔父一听,动摇了,可崔健偏不:“不行,我就要吹小号!”半年后,崔健就在文艺小组吹《长征组歌》,一年后,更是吹出贝尔曼小号协奏曲。崔健父亲顿时被儿子的才华给震住了,那首曲子,多少人吹了半辈子也吹不好,15岁的崔健却磕磕绊绊吹了下来。

没多久,沈阳文工团来人了,
想让崔健去那边当小号演奏员。
结果崔健母亲一听:“不行,
孩子从小就没在我身边长大,
以后跑那么远我更见不到人了。”
又没过几天,北京文工团来人了,
崔健这下变机灵了,瞒着母亲,
先跟父亲把事情给定了下来。
正要去,学校却又不同意了,
“你们说走就走,像什么话?”
到最后崔健哪儿也没去成,
中学毕业,上山下乡是结束了,
可崔健却成了一个待业青年。
父亲看他整日无所事事,也不催他:
“不想工作你就先在家待着娴医,
待到有了适合你的事你再去。”

直到1981年,崔健考入北京歌舞团,
这才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员。
这时候,他身上的反叛性也跟着出来了,
进团不久,他就留起了一头长发,
父亲看了:“你这像个什么样子,
流里流气的,赶紧去给我剪了!”
崔健跟父亲顶了两句,拗不过,
最后跑去理发摊给自己推了个光头,
回家给老爸一看:“这下您老满意了?”
又没过多久,崔健回家的时候,
身后背着一把弦乐器,也就是吉他。
父亲看了:“怎么未来蛊药医?小号你也不吹了?”
崔健说:“吹着小号我怎么唱歌?”
那时,崔父用忧虑的眼神望着儿子,
怎么也想不到,儿子会用手边的乐器,
令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痛哭流涕。

最开始教崔健吉他的,
是个只会三首曲子的蒙古工人。
毋庸赘言,没过半个月,
崔健会弹的曲目就超过了他,
并开始四处求教,花大量时间摸索,
白天在团里吹小号,夜里找地方练琴。
在一次外地演出上,表演完毕后,
崔健跟几个同事在后台休息,
说话间,他顺手抄起吉他,
深情款款地翻唱了那首《草帽歌》。
苍凉深沉的歌声瞬间让空气凝固了,
一个姑娘居然听得掉下了眼泪。
曲毕,身边的同事黑子对他说:“你小子可以啊,以后有机会上台唱唱。”

但很快老富贵论坛,崔健不满足翻唱,
他觉得总是翻唱外国歌曲没什么意思,
于是哆哆嗦嗦地提起笔来,
写下了《我爱我的吉他》和《艰难行》。
同年,他和刘元等六人组成“七合板乐队”,
偶尔搞搞小创作,大部分时间还在模仿。
1985年,崔健录制了一盘《梦中的倾诉》,
1986年,又拿十首歌集结成了《浪子归》。
但这张专辑并没有强烈的摇滚色彩,
更多的是一些乡村和民谣的旋律,
甚至带着一点舒缓、哀怨的小情小调。
那时的崔魄狙健,还在发育之中。

要知道,当时在北京地下的摇滚圈,
崔健虽然有名,但还没到首屈一指的地步,
即便在乐队里,他也是三个主唱之一。
虽然出了磁带,但在许多大人眼里看来,
他更像是个没什么正事的“小混混”。
那时玩儿摇滚的,基本上都被父母讨厌,
崔健父亲算是比较宽容的,没给多少脸色。
玩儿摇滚的朋友曹平来家里玩儿,
崔健父母也会客气地留他吃饭。
可有一天,曹平刚敲门进屋,
崔健直接就黑着脸把他叫到了外面:
“今天不在家里,我们出去吃。”
两人来到河堤上,崔健突然说:
“曹平,不是我不明白,这世界变化快。”
这两句话,后来成了他第一首摇滚作品,
《不是我不明白》里的歌词。
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/
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/
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/
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/

想当初模颜奇谈,中国摇滚圈的人,
有的苦练吉他,有的想做鼓手,
有的把披头士的歌唱得倍儿溜,
唯独崔健一个人选择了走原创。
他每天蹬着自行车去音乐学院旁听,
花了大量时间自学几乎没用的英语,
就是为了弄明白如何写一首曲子。
曹平回忆说:“那时他真是一无所有,
跟父母住在一套老的两居室里,
手边放着吉他、小号、乐谱、磁带,
连吃饭都要去父母的卧室。”
然而,正是在这样的逼仄和窘迫中,
崔健开始了自己穿透性的呐喊。

1986年5月9日晚,
“世界和平年”百名歌星演唱会。
很多人都说那是中国摇滚的诞生之夜。
上台前,崔健觉得穿西服太别扭了,
贝斯王迪指着自己身上的开襟大褂:
“那你穿我这个吧,我爸冬天套棉袄的。”
崔健匆忙换完,挽起宽大的袖子就登台,
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两条裤腿一高一低。
担任伴奏的键盘手梁和平永远记得,
当他在键盘上摁出第一个长音后,
崔健唱出第一句“我曾经问个不休”,
他感到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。
因为在那个年代,在很多人心中,
这样一个声音被盼望了太久。哈药集团制药总厂
我曾经问个不休/
你何时跟我走/
可你却总是笑我/
一无所有/
我要给你我的追求/
还有我的自由/
可你却总是笑我/
一无所有/

崔健开口唱《一无所有》时,
台底下好多人听着都傻掉了。
因为没有人这么唱过歌,
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。
片刻安静后,掌声和口哨如雷涌动,
人群的欢呼声一直持续到演出结束。
每个人都对台上这个青年感到好奇,
这个看上去邋里邋遢的小子是谁别惹痞子王妃?
而当时,也有不少人愤然离席,
其中一位是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,
斥责演唱会的负责人王昆说:
“你看看你看看,像什么样子!
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?”

《一无所有》之后,
首先带来气场改变的是音乐圈。
主流人士对这种唱法不置可否,
地下摇滚圈有人兴奋、有人嫉妒。
崔健在圈子里的地位迅速变重,
以至于当初想跟他竞争的人主动放弃,
连主流乐坛的人也在偷偷唱《一无所有》,
这首歌传到美国,艺术家陈丹青听了,
当即就热泪盈眶,一言不发。
乐评人金兆钧私下拿磁带转录了一盘杨德才征婚,
一个朋友来玩儿,他拿出歌一放,
朋友说听不清唱的到底是什么,
金兆钧就把歌词一字一句写下来,
那个朋友读了两三行胡家玮,嚎啕大哭。
那时,几乎所有听了《一无所有》的人,
第一反应就是震撼,心头血液叠涌,
无怪乎后来黑豹乐队的主唱秦勇说:
“唱完《一无所有》,大家都跟崔健走了。”

随后,崔健多次进北大表演。
第一次去的时候,效果一般,
气得北大才女作家、
音乐人刘索拉大骂:
“我对北大的观众失望透顶!”
第二次出现在北大,崔健轻声问:
“北大的学生,你们都准备好了吗?”
说罢,飓风般的音乐声坠击四落,
整个现场都变成了狂欢的海洋,
学生们站在凳子上疯狂地叫喊。
所有没听到崔健的人都追悔莫及。
于是北大再次找到崔健,要他务必再唱一场,
这一次,三千人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,
北大学子发疯一般在舞台下狂呼乱喊。

不久后,崔健再次在首体演出,
“北大崔健后援会”也随之登场。
崔健一上台,后援会成员突然起身,
打出标语开始欢呼,全程站着看完演出,
保安多次劝阻也抑制不住他们的热情。
这一幕,成了崔健演唱会司空见惯的场面,
只要是听崔健唱歌,人们就很难不站起来。
以至于很多晚会没人敢排在崔健后面,
因为没谁相信自己能比他更镇得住台。
而在另一方面,在很多主管领导眼里,
崔健的演出实在太具有“煽动性”了,
这是最让他们感到头疼的。

《一无所有》给崔健带来的,
除了赞誉,还有巨大的社会压力。
1987年初,北京交响乐团贴出海报,
以“不务正业”为由将崔健劝退。
年底,曹平帮崔健在北京一所大学张罗演出,
向校方提出要给崔健和乐手演出报酬李孟元,
校方党委书记听了,问:“给多少钱?”
曹平想了想,说:“一百元谭佳薪。”
书记大怒:“怎么?刚唱完《一无所有》,
他崔健就想要应有尽有啊?”
甚至在1989年崔健的一次演唱会上,
一位著名笑星听到一半就愤然离席:“什么东西,不就是一群流氓嘛!”

1988年12月3日,
“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”演唱会。
崔健的获奖作品是《一无所有》,
但他却打算唱一首新歌。
因为规定一个人只能唱一首歌,
崔健就没有带乐手们上台。
当追光打到他身上时,
观众惊奇地发现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。
“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,
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。”
临近结束时,崔健使劲摘下红布,
狠狠地扔在了地上,潇洒地离开舞台。
这首新歌,就是著名的《一块红布》。
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/
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/
你问我看见了什么/
我说我看见了幸福/
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/
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/
你问我还要去何方/
我说要上你的路/

第二年,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出版,
原本这盒磁带几周就可以搞定,
崔健却力求完美,录了整整一年,
最后仅在四川省就订出了40万盘。
正因为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发行,
崔健在北展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。
2年前,他的门票也就七八毛一张,
这次演出居然被黄牛炒到20块一张,
尽管如此,依然一票难求。
散场以后,现场座椅被观众踩坏了六十多张,
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许出售啤酒,
所以清场时,地上堆了厚厚的一层可乐罐。
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/
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/
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/
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/
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/
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/
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哇/
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/


崔健何以能有这样的魅力?
很多人想用一两句话表述清楚,
可是发现自己根本就做不到。
●导演张元说:“可能就是一种力量。”
●音乐家梁和平说:“崔健是人性的觉醒,
很多人不是把他当偶像,而是从他身上,
看到了自己,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。”
●美学家高尔泰说:“崔健就像是但丁,
他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启蒙,通过音乐,
达到了其他艺术形式完全达不到的作用。”
●学者李皖说:“崔健歌曲表达的困惑,
高度契合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病症,
这在任何一个艺术门类中都堪称典范。”
这些评价,都对钟情一夏,但都不全面。
而就在学者和文化人研究和凝视崔健时,
官方对崔健的态度却表现得极为模糊,
直到他开始那场声势浩大的“摇滚巡演”…

1989年7月的一天,
在深圳的一家宾馆里,
崔健和梁和平等人闲聊时,
突然有人说:“明年是亚运会,
我们能不能借此机会,
组织一次为亚运集资的巡演?”
举行一次遍及全国的摇滚巡演,
这是崔健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,
如果能成,对中国摇滚的意义不言而喻。
最终,通过各方面的商榷和沟通,
崔健终于得到了这次全国巡演的机会,
一场伟大的摇滚长征正式启程。
你说我世上最坚强/
我说你世上最善良/
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/
噢......一样/

这场巡演造成的轰动效应,
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。
首站,1月28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刘奕呈,
随着崔健一句“大家准备好了吗?”,
成千上万双手跟着节奏一起挥舞,
许多人含着热泪唱完了《一无所有》,
整个会场的空气都在剧烈燃烧。
演出结束后,无数人堵在门外,
只是为了求得崔健的一张签名。
接着,3月17日的河南郑州,
这个全国出了名搞不好演出、
票价从来没敢定到高过10元的城市,
团队把票价定到了12元,依然爆满。
崔健唱《一块红布》时,全场人点燃打火机,
在会场中奋力燃烧着他们全部的激情。

在西安,费翔的演出卖掉6成票,
崔健人还没到,票就被抢售一空。
女大学生闫凯艳,喊得嗓子哑了一个星期,
几年后她毅然退学,考上了艺术学院。
如今,她叫做闫妮。
若不是崔健,
她不会下决心走上艺术道路,
也不会出演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。
在成都,姑娘唐蕾冲上舞台狂吻崔健,
她后来成为著名的“成都摇滚教母”,
专门资助新生摇滚乐队演出。
“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”肖全,
那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摄影爱好者,
也是在成都遇到了崔健。演出当晚,
崔健用摇滚方式翻唱《南泥湾》,
肖全站在人群中,泪流满面…
这次摇滚巡演带来的深层意义,
直到多年后依然在大地上萌芽…

然而,1990年4月12日,
崔健团队回北京休整,按计划,
将在5月奔赴上海、南京巡演,
可没几天就接到通知:演出就此结束。
而在这之前,便早有人赶到成都,
专门给崔健传达过“三条精神”:
1、不许说煽动性的话语。
2、演出过程中不要下舞台。
3、不要让观众们站起来。
没有人明确地告诉崔健停演理由,
但从这三条指示中已可窥见一斑。

摇滚长征之路就这样中断了,
盈利得来25万元以征税名义被扣。
此后10多年姜斗丽,崔健在北京的演出,
要么被无故取消谢羽亿微博,要么很难拿到批文。
当《一无所有》拉开摇滚时代的序幕后,
黑豹、唐朝、魔岩三杰相继出现,
直至1994年香港红磡的演唱会,
中国摇滚在迎来辉煌的一笔后,
却又迅速关上了春天的大门,
当初那个令千万人热泪盈眶的崔健,
也在时代的幕布下转过了身去…
充满愤怒、批判和质疑的摇滚乐,
最终没能在时光中汇成一条巨流…

对于无法在北京开演唱会,
崔健从没有公开抱怨过什么。
虽然他再不能像当年那样振臂一呼,
但1990年后,还是干了不少事情。
在唯有港台歌手才能卖疯全场的广州,
崔健1991年的一场演出依旧掀起风暴,
成为90年代《一无所有》最后的呐喊。
而随着大大小小的演出越来越多,
崔健那股较真的劲儿又上来了。
因为电视台和商演提供的设备太差,
呈现的效果根本达不到他的要求,
崔健干脆推掉了各方面的邀请,
数量大约占全国演出的四分之一。

崔健说,90年代末,自己开一辆桑塔纳去接外国朋友,那个朋友看了他开的车之后说:“如果中国最好的摇滚歌手只能开一辆桑塔纳,那说明中国根本没有摇滚。”
崔健听了,笑了笑自嘲道:“这件事的根本责任在我,按常理来说,我的确应该成为一个富人,一个亿万富翁,然后再去带动整个圈子。”
三十多年来,崔健从没说过不接受商业,但就个人而言,他很少接什么广告代言,曾经有一款洋酒想找他代言,出价500万,谈了两个月,各方面的细节都到位了,最后时刻,崔健还是拒绝了签字。
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头像出现在商品上。崔健希望有外界力量积极地推动摇滚,但不希望任何因素去腐蚀艺术。他知道在新时期的浪潮下,商业很重要,但艺术不能为商业无限度的下跪屈膝。

崔健真正在意的,
还是艺术上的那个“真”字。
2002年8月7日,
崔健在北京发起“真唱运动”,
罗大佑给他敬了一个军礼,带头签名。
随后荒原领主,崔健全国巡演,四处宣传真唱。
很多好事者见了,都冷笑说:
“崔健完了,自己开始炒作自己了。”
可谁都知道,崔健根本不屑那一套,
就如同郑钧说的:“崔健就是崔健,
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,他站在那儿就够了。”
崔健之所以要在“真唱”上下功夫,
一方面是觉得唯有真,才能拯救音乐,
另一方面,是出于对自身的领悟:“明星在很多人心中,就是个宠物群体,
很多人其实并不把他们当成独立的灵魂,
所以也就对这些明星没有什么高的要求,
我不想成为宠物,真才是个人该追求的。”

在《晓松奇谈》里,
高晓松谈到摇滚圈“老炮儿”时说:“当年很多摇滚圈的人,如今都是老炮儿,
他们曾经战斗过,如今都变得云淡风轻了,
唯独崔健不是。崔健一开始就是大哥,
这么多年过去了,崔健依然是大哥,
而且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战斗姿态。”
多年来,崔健反崇拜、反偶像,
80年代末,北大学生上门朝圣,他不见,
杨澜的一个同学到他家里拜访他父母,
崔健看了,正眼都不瞧人家,丢下一句:
“我不太喜欢跟外面的人接触。”
93年去石家庄演出,因为拒绝签名,
崔健被一个女歌迷哭着指责。
但他却告诉那些喜欢他音乐的人:
“这种偶像的东西非常讨厌,
它是音乐带来的副作用,是一种病,
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能尊重自己,
就更没有人能够尊重你。”

崔健拒绝当偶像,
也拒绝被外界的力量绑架。
哪怕这种绑架是“善意、正义”。
2004年,崔健的女歌迷韦志华,
组织起一批同样热心的崔健歌迷,
为一批国民党老兵救助捐赠。
最早的时候,他们使用的集体名字,
本是“北京摇滚乐爱好者”,
但后来跟老兵和当地政府一接触,
索性就用上了“崔健歌迷”,
并在每张宣传单上提到崔健的名字,
更在崔健的音乐论坛里带动更多人参与,
最终为老兵们提供了大量的救助资源。

不久后,“崔健”这个名字,
在老兵群体中家喻户晓,
很多老兵家属也开始感激“崔健”,
连当地媒体都把崔健捧上了天。
可崔健知道后,联系到韦志华说:
“这是好事儿,应该多支持,
但请不要用我的名字。”
很多人感到不解,韦志华则意识到:
“崔健之所以要对这件事说不,
是因为他本就没有做,就绝不攀附。”
在崔健看来,“真”大于一切,
他无数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:
“艺术的真实是不能妥协的,
这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,
而该成为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。”

2005年9与24日,
崔健再一次站上首体的舞台,
举办演唱会“阳光下的梦”。
多年来的“封杀”状态彻底解除了,
当年听他歌的人走进熟悉的场馆,
再一次听崔健唱起《一无所有》,
有的人动容,有的人沉默。
当岁月沉淀,时光匆匆流去,
听歌的人只能在回忆中打量青春。
而与此同时,崔健重回首体那一年,
一档名为《超级女声》的节目引发收视狂潮,
一个新的时代偶像凭借350万张选票诞生,
崔健的愤怒、摇滚的批判,似乎都不重要了。
摇滚乐没能开出当初人们预想的结实的花朵,
而一个崭新的娱乐至死的时代悄然来临…

崔健说现在的自己,
批判性尖锐性比以前强100倍,
但每一次演出,别人口中提起的,
依然是《花房姑娘》《一无所有》…
他有了更为成熟的编曲技巧,
每一次现场都像是一场音乐盛宴,
最新的歌曲总是坚持完美主义,
稍微不满意就全部推翻了重来。
可大众最能够接受和引起共鸣的,
还是他以前专辑里的那些老歌。
一开始,崔健也跟观众较劲儿,
后来,他慢慢理解了观众们的怀念,
也理解一个时代是如何往前走的。
为什么如今崔健再也无法引起狂欢呢?
持续采访崔健多年的王小峰曾说:
“如今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,
别说是崔健,谁也说不清楚。”
到而今,我们能够做的是感谢崔健旁门散仙,
感谢他曾将中国的音乐带到那样一个高度。

曾经在一个商业晚会上,
崔健应邀到场压轴表演,
就在台下的人反应冷淡时,
崔健忽然说:“大家站起来吧!”
结果呢,台下没有一个人响应。
尽管如此盛静生,接下来的每一个小节里,
崔健都力求完美地表演了全部曲目。
同样的情况,发生在2011年的演唱会上,
当他挽起袖子叫观众们站起来时,
再没有多少人像当年那样狂热呼应。

那一刻,崔健知道,在新世界的浪潮下,
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去改变眼前的现实,
但至少,在这个混乱、高速膨胀的世界里,
还可以选择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事情,
选择清醒地观察时代,做一些坚实的思考,
而不是为虚荣和光芒去做任何媚俗的妥协。
北京交响乐团的指挥谭利华曾说过:
“我说不上来什么是所谓的摇滚精神,
但崔健身上,一直有他自己的精神。”
对一个脚踏实地的创作者、艺术家而言,
曾经山呼海啸的辉煌早晚都会成为过去,
但对自我、对艺术的追寻永远不会止歇,
那颗宝贵的、求真的心安德胜,始终熠熠闪光。
而高贵的艺术,一如真实的英雄那般,
永远不会被世界的喧嚣所埋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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